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在通货紧缩的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有较好的刺激作用。目前阶段，扩大政府支出效益最高的做法，就是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
　　农村税费改革的难点在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平衡无法打破。在财政支出基本固定的情况下，无论是费改税还是多费合一费、多税合一税，它的总量平衡都无法打破。而地方财政支出的关键在于农村义务教育。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2001），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级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约2%。考虑到县级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仍来自乡镇财政的上缴，实际上，最终由农民负担的义务教育投资约占到农村义务教育总投资的80％—90%。
　　目前，中国80%以上的小学、64%以上的初中设在农村，中小学校分布过散，不利于吸收优秀的教职员工，也不利于开展现代化的信息教育，因此，要想全面提高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可以考虑将基础教育投资与城市化进程以及人口迁移（自由选择的、市场化的人口流动而不是强制性的人口迁移）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中央财政对于城市化建设所需配套的基础教育投资充分支持，鼓励农村人口向新兴城市转移，这样，基础教育投资的经费支出就会对于“城市化”的固定资产投资起到“杠杆”的作用，有利于宏观经济快速增长。
　　以基础教育投资和城市化进程相配套，加快农村人口向新兴城市转移，便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农民”问题，即减少农民；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的大部分改由国家财政负担之后，县乡两级财政便会瞬间卸下千斤重担，农村税费改革就会水到渠成，立即缓解部分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矛盾，因此，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的数量减少了，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成为可能，并且，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势必会降低农业经营的成本，因此，也会同时部分地解决“农业”的问题。这样，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问题便找到了解决的突破口。
　　今天的基础教育质量还关系到未来2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中国目前的失业率呈现出“硬性失业率”偏高的特点，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组织模式使教育资源、基础设施和文化资源的配置极不均衡，使一部分人与现代生活方式处于大致隔离的状态。这样的资源配置结构会对若干年以后的中国的综合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尽快调整基础教育资源的结构配置，就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由于实行低工资、高保障的就业政策，一旦由于经济体制转轨而取消对于城镇就业人员的住房等福利分配，就会相应形成经济体对劳动者的“欠费”，这样，就需要经济体按工龄等标准对劳动者进行货币化的欠费补偿。
　　同样的道理，过去的几十年，广大农村的储蓄对于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再考虑到实行了几十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可以这样认为，发展到今天，由此所形成的国家对于农民的欠费应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今天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为中央财政对于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倾斜提供了条件。可以预言，财政支出在拉动农村经济的同时，也会带来城市经济的繁荣。

(国际金融报 乔其兴)